雄研智慧一周談：杭州數字經濟狂奔，需要感謝的不只是馬云？

杭州的數字經濟看上去正在向一頭充滿活力的小牛，狂奔不止：2019年6月，杭州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已連續17個季度保持兩位數增長。2019年上半年，杭州市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實現增加值1756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的25.3% 。

除了阿里巴巴和馬云，以及遍布杭州街頭巷尾、湖邊水岸的網紅，杭州的數字經濟為何能夠在一眾一線城市之后，發展如此迅速？我們能向杭州借鑒什么呢？

杭州數字產業高速增長的經濟解釋框架構建

通俗來說，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一種新的經濟形態，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推動產業的數字化重組。

根據美國商務部（BEA）2018年發布的《定義和衡量數字經濟》，BEA認為數字經濟包括三部分：網絡存在所依靠的基礎設施，包括硬件、軟件、電信和相關支持服務；通過網絡發生的數字交易（電子商務）；數字經濟用戶創建和訪問的內容（數字媒體）。

數字經濟包括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新業態新模式和政府與社會數字化五大類。

一般認為，數字經濟概念最早在1995年由唐·塔普斯科特（DonTapscott）提出，早期這一概念常被認為是互聯網經濟或信息經濟的代名詞，而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這一概念的內涵不斷擴大，根據《G20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的定義，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

數字經濟構成包括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部分，數字產業化主要是指信息產業，而產業數字化是指數字技術對其它產業的改造。

上文可見學界對數字經濟是以數字化、信息化、數據化、智能化為基礎的新型經濟形態逐步形成了統一觀點。已有文獻在研究尺度上，主要側重全國、省域等宏觀尺度研究，市域、縣域等微觀尺度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

在本文中，我們把數字經濟產業界定為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產業群，主要從事數字經濟產品和服務的生產、處理和傳輸，是信息產業內部的縱深發展�；�礎電信業、互聯網行業、軟件產業、信息技術服務業、計算機和通信設備制造業、大數據產業、物聯網產業、電子商務行業等都包含在數字經濟產業范圍內。

關于數字經濟增長的經濟理論

經濟學中的一個基本理論是長期來看，經濟增長來源于勞動力人口的增加和生產力的提升，即?GDP=?Laborforce（勞動力人口）×?Productivity（生產力）其中，勞動力部分的增長取決于勞動力參與率和就業率，生產力的提高來源于資本、科技、管理等因素的投入情況。根據麥肯錫2015年對過去500多年的全球GDP進行拆分發現，自工業革命開始后，生產力始終在GDP的增長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尤其在二次世界大戰后（1950-1964）和上世紀90年代后期（1994-2004），生產力提高對GDP增長的貢獻分別達到了4.7pct和3.8pct，而同期勞動力部分對于GDP的貢獻僅為1.8pct和1.3pct。數字經濟改變了生產力得要素，更便捷、高效得創造了經濟效益。

另外，數字經濟受達維多定律的支配。一個企業要想在市場上總是占據主導地位，那么就要做到第一個開發出新產品，又第一個淘汰自己的老產品。這一定律的基點是著眼于市場開發和利益分割的成效。因為人們在市場競爭中無時無刻不在搶占先機，只有先入市場才能更容易獲取較大的份額和較高的利潤。實際上達維多定律體現的是網絡經濟中的馬太效應。這個定律決定了數字經濟具有以下的基本特征。

一是外部性，又稱為溢出效應、外部影響、外差效應或外部效應、外部經濟。指一個人或一群人的行動和決策使另一個人或一群人受損或受益的情況。經濟外部性是經濟主體（包括廠商或個人）的經濟活動對他人和社會造成的非市場化的影響。即社會成員（包括組織和個人）從事經濟活動時其成本與后果不完全由該行為人承擔。分為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和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正外部性是某個經濟行為個體的活動使他人或社會受益，而受益者無須花費代價，負外部性是某個經濟行為個體的活動使他人或社會受損，而造成負外部性的人卻沒有為此承擔成本。網絡的外部性是指，每個用戶從使用某產品中得到的效用與用戶的總數量有關。用戶人數越多，每個用戶得到的效用就越高。

二是邊際報酬遞增。邊際收益遞增是指在知識依賴型經濟中，隨著知識與技術要素投入的增加，產出越多，生產者的收益呈遞增趨勢明顯。這一規律以知識經濟為背景，在知識依賴型經濟中生產要素簡化成知識性投入和其它物質性投入。主要表現為：一是數字經濟邊際成本遞減；二是數字經濟具有累積增值性。外部經濟性。

與數字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的兩個影響因素

從全球數字經濟內部結構看，ICT 產業結構軟化是全球共同趨勢。除中國、新加坡、墨西哥、韓國、越南等 5 個國家外，其余國家ICT 服務業占比均超過 ICT 制造業，ICT 服務業成為各國數字產業化發展的支柱力量。

張雪玲（2018）在《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質量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中，選取了代表數字基礎設施以及信息技術進步和激勵技術創新兩方面的10個指標，通過關聯分析，得出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國內信息技術領域專利申請等5個影響因素與數字經濟發展質量的關聯程度較高。

結合數字經濟發展質量指標發現，寬帶以及高技術產業對數字經濟影響巨大。

一發不可收的杭州數字產業

我們先來看看杭州數字經濟中的數字產業。

我們整理了2011—2017年杭州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金融業以及科研、技術服務業三大主要數字產業作為統計其數字經濟產值的數據來源，得出杭州7年來數字經濟的數值。

數據來源：杭州統計年鑒

可以看到杭州7年來數字經濟數值呈現連年上升趨勢，且2012年、2014年、2016年增長幅度較大。

根據《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統計，浙江省2017年數字經濟規模19577億元，占GDP比重37.8%；2018年超過20000億元，GDP占比超過40%。

至2019年6月，杭州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已連續17個季度保持兩位數增長。2019年上半年，杭州市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實現增加值1756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的25.3% 。

杭州數字經濟增長的框架性解釋

按照前述經濟增長理論與數字經濟影響因素分析，我們選取了杭州專利申請、授權數量、新認定國家重點扶持高新技術企業以及寬帶業務戶數等四個指標作為數字經濟影響因素，探究杭州數字經濟發展背后的原因。

首先，下表統計了2011—2017年四個指標的數據�？梢钥闯鏊膫�指標的六項內容，包括杭州市移動及電信公司主營業務收入及增長趨勢（因聯通公司相比之下收入較少，因此忽略不計）、杭州市年末寬帶業務戶數變化、專利申請、授權數量及新認定國家重點扶持高新技術企業，整體數量均隨著時間逐漸上升。

數據來源：杭州統計年鑒

下面將分別將四個指標與數字經濟產值進行對比分析。

一）寬帶網絡的增長對數字經濟增長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作為信息通訊產業三大運營商，業務收入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應信息化產業的發展。

可以看到，移動和電信公司主營業務收入基本處于連年增長的狀態，且符合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并且，對于電信公司2015年增長率最低，收入和2014年基本持平；對于移動公司2014年增長率最低，收入和2013年基本持平。結合杭州數字經濟整體產值呈現連年上升的趨勢，因此各運營商對數字經濟各有貢獻，整體發展支持了數字經濟總體增長。

下圖中，杭州市年末寬帶業務戶數變化代表了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的數量走勢�？梢钥吹教摼�（趨勢線）一直上漲，大致與數字經濟走勢一樣，均呈現基本上升的態勢。

我們可以看到，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作為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是數字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其數量的提高，說明杭州對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資本投資越來越高，帶動了杭州互聯網生產力逐步增大，影響著杭州數字經濟穩中向好發展。受到多方面影響，比如寬帶運營商資費、手機網絡情況。

二）杭州對高新企業的產業扶持政策為數字經濟增長創造了發展環境

下表為國內信息技術領域專利申請授權情況，可以看到浙江升排名第三，說明浙江省很重視專利申請情況，而杭州在浙江省連年排名第一。

上圖看到，除2014年專利申請和授權量均下降，而數字經濟產值上升，整體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的態勢符合數字經濟發展上升的趨勢。

新認定國家重點扶持高新企業的數量一直呈現上升趨勢，且2015—2016年增長幅度最大�；�本符合數字經濟發展趨勢。

專利申請成就如此名列前茅，與杭州市近年對專利的鼓勵政策是分不開的：

1.發明專利：資助對象獲得國內職務發明專利授權后每件專利資助5000元，獲得國內非職務發明專利授權后每件專利資助2500元；企業獲得美國、日本和歐洲專利局專利授權后每件專利資助3萬元，獲得其他國家或地區專利授權后每件專利資助1萬元。涉外專利如獲得多個國家專利授權的，對每件專利的資助次數不得超過兩次。

2.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本級每年用于實用新型專利資助的資金為 600萬元、外觀設計專利資助的資金為200萬元，采用競爭性方式進行分配。

3.對開展知識產權規范管理的企業，驗收合格后給予5萬元一次性資助。對首次獲得專利授權的企業，給予2000元一次性資助；對首次獲得發明專利授權的企業，給予1萬元一次性資助

4.植物新品種授權后每件資助1萬元；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登記后每件資助2000元。

5.對首次獲得專利授權的企業，給予2000元一次性資助；對首次獲得發明專利授權的企業，給予1萬元一次性資助。

我們認為：

1）國內信息技術領域專利申請、授權數量、新認定國家重點扶持高新技術企業這三個指標，反映出杭州企業、政府對于科技的重視程度。他們作為科技投入，帶動著杭州新興企業的逐步壯大，提升了產業整體發展及綜合影響力。

2）國內信息技術領域專利申請對數字經濟影響較大可以反映出，信息技術進步和激勵技術創新的政策制度完善對提高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質量起到正向促進作用。在全國各地均重視知識產權及發明專利的情況下，杭州這三項指標表現出眾，可能是由于杭州歷史以來企業眾多，且獨角獸企業占比很大，因此企業活力較高、高管的專利戰略意識較強。

3）授權數量的增加反映著企業對于知識產權的積極性和態度。杭州多互聯網獨角獸企業，這類企業對于科學技術、知識專利的熱情以及高質量的反饋，會帶動整體互聯網產業的高質量發展，使得杭州數字經濟發展迅速。

4）新認定國家重點扶持高新技術企業的數量增長，第一反應了杭州政府對于高新技術扶持力度的執行力和判斷力。政府有力地扶持高新企業，推出許多有利政策，找準重點扶持企業，推動更多更好的高新技術滋生繁衍，愿意在杭州扎根落地。第二反映了杭州企業對于高新技術的渴望和需求。杭州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形成了良性循環，更多企業意識到知識、技術的重要性，不斷催生著更多新型互聯網企業的誕生。

整體看來，上述四個指標分別屬于資本、科技的投入從而推動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深刻改變了人們的生產、生活、工作方式。生產力的提升對經濟增長有很大貢獻，符合經濟理論中經濟增長的規律。

結束語：杭州數字經濟發展的再思考

杭州數字經濟一騎絕塵，人口不到千萬，經濟體量在全國排到第十的杭州，諸多指標其實已經可以與一線城市相抗衡，甚至超過部分一線城市。

通過前文的分析，杭州發展數字經濟，第一是重視基礎設施建設，即資本投入，使得杭州網絡基礎發展良好，帶動產業效率提升，經濟增長。第二是政府重視科技投入，鼓勵知識生產及知識保護。不僅鼓勵創新工程，同時加強各類知識的產權保護，鼓勵專利的申請與授予。更加提高了企業自主創新的積極性。

歸結來說杭州能成為網紅城市，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正向外部效應功不可沒。

杭州由于數字經濟帶來的正向外部效應，已經成為人才流向的高地。前不久，某招聘網站公布的AI&大數據人才就業報告透露，從2017年一季度到2019年二季度，在全國AI&大數據人才凈流入率排名最高的20個重點城市中，杭州以14.54%排名最高。

數字產業化方面，作為杭州的龍頭獨角獸企業，阿里巴巴是國內領先的互聯網企業，其經濟活動使輻射了周邊物流產業、旅游產業，幫助了杭州進行人才吸收，具有正外部性�？梢哉f阿里巴巴是一個數字經濟生態系統的發動機，不僅僅是一家科技企業。數字經濟之于杭州，絕不僅僅是意味著最表面的產業數值和企業估值，而是再造了一種城市發展生態。

產業數字化方面，杭州文娛、教育均數字化程度較高。就文化產業來講，杭州的話題流量一直不斷。十一國慶期間，杭州西湖美女交警又炒起一波關注度，在網絡上成為熱搜，是一個很成功的文娛產業數字化案例。綜合這些方面，杭州都立于“風口”，為中國各方面發展帶起了無限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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